他为何对散文情有独钟
说起东方先生的专著、书籍，不由得令人顿生敬佩之情。
他的家境艰难一贫如洗，教学教研和文学创作却硕果累累，多得用大箩筐装。他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上多次发表文章，主编和参编多种教材、文选，撰写出版教研专著《班门谈艺》、《中外名诗品读》、《经典美文品读》和散文选集《无心的云》、《流年飘雪》、《榴园秋雨》等等。
东方先生杰出的文学功底和才华，突出展现在一篇篇优美凝重的散文之中。他的三本散文集，如同一曲咏叹调的三个精彩乐章，抒写了其曲折心路历程和感悟。
“你为什么偏偏对散文情有独钟呢？”我不止一次问过他。
东方先生说，“真情出散文”，“散文是掏心说话之体”，最能袒露作者的性灵。他从小羡慕诗人的浪漫漂逸，也感叹小说家的神奇想象力，也尝试写过诗歌和小说，也许是基因图谱缺少这方面的特质，或许是人生经历过于曲折和复杂，他还是喜欢用散文这种自由的文学形式，来表达亲身经历的平淡生活，辑录人生记忆中可触摸的痕迹，抒写自己对生命的点点滴滴感悟。
90年代初，东方先生刚过不惑之年，他的作品也开始见于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工人日报》、《散文》、《杂文选刊》等报刊。踌躇满志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要用十年功夫编一本散文集。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，1996年冬天，忽地飞来一场横祸，他摔断了股骨，腹腔也受损伤，急待做手术。他这人一向耳朵根子软，听信一位江湖郎中的胡言乱语，竟然让人“劫狱”似的把他从医院抬回家中来。自行出院让他很快尝到苦果，水米不进，闭塞不通，腹部一天天肿胀，服用特效泻药也不见效，不断隆起的腹部透射黄色的光亮，越看越害怕，一家人急得团团转。妻子含泪求医生上门，人家怕担责任不肯来，她要找几个熟人把他抬到医院。东方先生说：算了吧，熬到天亮再说，这半夜深更黑灯瞎火，外头又下着雨，怎么好意思麻烦人家呢？
东方先生回忆说：“那晚一阵接一阵昏迷中，自己曾想到会死，丢下一家老小如何是好？又痛悔平日自己虚度光阴一事无成，当时我幻想着：如果这次大难不死，第一件事就该是把我的散文结集，留点墨迹在人间，即便人死了也好赖有点慰藉。”
他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开始谋划出书的事，只是一连四个月身子不能动弹，要靠家人的搀扶，才能在椅子上坐立一会儿，他迫不及待地拿起久违的笔，开始整理文稿。
他说：“我知道股骨颈折断，会带来后患无穷，弄不好要坏死、截肢或早逝，这条命能撑多少年实在难说，因此我必须赶快做！免得死神再次来临时空留余憾。”
东方先生终于在病床上编写完他的第一本散文集《无心的云》。热心的校长得知后，马上要办公室找人加班加点打印，见他囊中羞涩顾虑重重，又拨款垫付出版费用。一桩生怕这辈子无法了结的心事终于实现了，东方先生如同母亲看到了降临人世的婴儿，内心是何等的欣慰啊！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1999年，东方先生担心病情恶化的事真的发生了，股骨头坏死的诊断结果，如同晴天霹雳给他致命一击。他语调低沉地说：
“我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俗人，纸上的豪言壮语好写，身陷灵肉苦痛却难以自拨。一连七八个月时间，我沉溺于痛苦和感伤之中，停止了阅读和写作，甚至打算提前退休，龟缩在家等待生命的终结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迷惘沉沦，病情并没有因之好转，我觉得这种活法生不如死，必须要加以改变，我要换一种算法：不去整天想着活一天少一天，而是活一天赚一天，懒得考虑病情恶化的结局，不思来日，只要今天没倒就行。我有一位教书的朋友，他幼年失去双腿，却活得顽强、达观，而我再不幸毕竟还有一条好腿，有什么理由万念俱灰，悲悲戚戚呢？我还从张海迪的散文中得知：截瘫多年的史铁山，又因肾病每隔几天要做一次透析，胳膊上满是粗大的针眼儿，几根血管被扎坏，他仍顽强执箸地写作。人家也是人哪，我怎能么就被伤病击倒了呢？”
东方先生走出短暂的旁惶，拄着一双木拐，重新走上讲台，重新提笔写作。他几乎每天要完成上万字的文稿，常常伏在书桌上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，母亲和妻子心疼他，一再要他停下笔来歇息，他全当成耳边风。反过来，老母和妻儿却成了他的“第一读者”，他常把写好的文稿念给她们听，问这样写要不要得？有些么毛病？她们虽说文化不高，但是说话实在，一是一、二是二，原汁原味，也不乏“真金白银”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东方先生的作品像那清纯甜美的山泉水，在大山的养育呵护下，绵延不断地涌出来，慢慢变成一丝涓涓细流。2000年11月，他的第二本散文集《流年飘雪》问世；一年多后，我又收到他的散文集《榴园秋雨》……从“云”、“雪”到“雨”，东方先生的散文几乎是首尾相接，一气呵成。
他的文章越写越俏皮，其中一些名篇达到炉火纯青，出神入化的境界，被作为范文收录入集，或是选入学校课文，他编写的《大学语文》突破传统格局，自成一家，被多所高校选作教材。
人们一般喜赞美乐观向上的人生，而他这个年近花甲身陷灵肉苦痛的文人，往往更容易体认到生命另一方面的意义，那是一种“秋”的精神，愁耶？喜耶？苦耶？乐耶？识尽秋之味，欲说还休。
有的人觉得东方先生的乡情散文写得特别出色，温文尔雅的作品也比较多，就是缺少那种辛辣味儿。东方先生认为，酸甜苦辣都好，一个也不能少，只是辣了人家未必肯用。某报登载他的一篇杂文《 》，内容是劝老人摆平心态，延年益寿，没想到此文被一些人误读，以致惹火烧身，引来一场烦恼。他还给我讲了一个笑话：
“有一次，一位编辑朋友打电话来，非要我寄一两篇有辣味的稿子去，我把自己写的《说小人》、《围城的钓名指南》寄过去。许久，朋友打电话来说，稿子太辣了，他自己读起来也感到受不了，好像在骂周围的人，其他的人看了也一样……”
“其实，我只是试图对卑劣的人性加以解剖，解剖对象是广义的‘人’，当然也包括我自己。我把这些人性的疮疤揭出来，并非像那些概叹‘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’的人一样，把自己置于‘日下’之外，恰恰相反，我是要提醒自己远离人性的卑劣，使自己日渐变得洁净和高尚一些。如果有人硬要对号入座，我也没办法，赞赏我者，我报之以微笑；诋毁我者，我报之以叹息。”
东方先生的文章，都是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中写成的。对于这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，写作也是一种心灵上的“煎熬”，他用这种“煎熬”代替和战胜了病痛的煎熬，而这种“煎熬”中诞生的文学作品，使压抑在内心的情感得以释放和发泄，既感恩回报于社会大众，也让作者得到一种难言的宽慰和欢愉。
可以说，他的这些作品问世，完全出自个人灵魂的驱使，没有一点娇柔做作，没有一丝儿铜臭味，字里行间却涵蕴人生激情、浪漫和悲欢离合，这是一个普通文人生命的升腾，心灵的外化。
人品和文品融为一体，交相辉映，东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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